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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從社會結構上來看，唐代仍是世族化社會。雖然科舉製的實施已改變了中古世族製的政治功能，但是世族仍是唐人普遍認同的歸屬，他們追求的是科舉才能與世族出身雙重價值，科舉功名唯有與世族身份相配才更有光彩。因此，研究唐代社會結構，了解唐人生存方式，仍需以世族為基本細胞。近二十年來，新出的唐人墓誌數量日增，家族墓誌整體出土之事也較多。利用新出石刻文獻以補充傳世文獻不足，考述相關史實，已成為當代唐代文史研究的熱點。即以世族研究一事論，已出現了如趙超《新唐書宰相世係表集校》、伊沛霞《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——博陵崔氏個案研究》等頗有影響的成果。近日，謝思煒等著《唐代滎陽鄭氏家族——世係與婚姻關係考》也是這樣的成功之作。

《唐代滎陽鄭氏家族：世係與婚姻關係考》，謝思煒、王昕、燕雪平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，58.00元

該書突出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：一是文獻收集全麵，材料充實。作者將傳世文獻與地下新出文獻都作了較充分的調查，共輯得與鄭氏人物有關的碑誌材料365件，此外，還利用其他各種史料26篇，共錄得鄭氏人物近600人，見於書後索引的鄭氏人名近800人。此前以《新唐書ⷥ›𘤸–係表》所列鄭氏人數（1064）為最多，本書已增補一半以上了，應是迄今為止滎陽鄭氏最豐富的史料集成了。

二是本書對滎陽鄭氏發展史中關鍵點有較深入的發掘，如作者關注到李肇《國史補》所述“四姓惟鄭氏不離滎陽”，發現所謂山東四姓很早已將居住地與郡望所在地分離開了，高門世族都是乘世亂各自經營的結果，而非憑自身高貴血統自然形成的。鄭氏家族在魏晉後幾次鼎革之際，都能抓住時機，通過聯姻，加大家族在權力結構中的比重，提升了家族的地位。亂世中，他們還與崔、盧、王、李及皇室聯姻，形成了穩固的世族聯盟。作者提出：“鄭氏家族始終保有北方世族強大的宗族關係和鄉裏基礎，作為滎陽當地的強宗豪族勢傾一方。與北方範陽盧氏等傳統強宗相比，在北魏移都洛陽後，滎陽由於接近南北對峙的前線地帶，為北魏統治者著意經營，鄭氏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也因此有很大提升。”他們是控製一方的豪強，掌握了一定規模的私人武裝。世族不僅僅依士族影響，還需有勢族的實力。當然，世族也為參與政治付了很大的代價，北魏鄭胡墓誌出土地有成批的鄭氏墓誌，作者推斷很可能與爾朱榮河陰屠士事件相關。

三是本書寫出了滎陽鄭氏在唐代世族文化中的特色。滎陽鄭氏在進入新朝後，一麵繼續保持與皇室的聯姻，多家世代為駙馬，僅《新唐書ⷨ븥𘝥…줸𛥂𓣀‹就記有八位公主嫁滎陽鄭氏。同時，也益發重視科舉功名，如《唐摭言》所說：“草澤望之起家，簪紱望之繼世。孤寒失之，其族餒矣，世祿失之，其族絕矣。”滎陽鄭氏順應了進士科文化上升趨勢，家學傳統較早完成了由經學到辭賦之學的轉型，累代皆有進士科人材，甚至出現了鄭虔這樣的專門教授辭科的廣文博士。本書第二章關於各房支係的敘錄以及第三章“滎陽鄭氏宦曆與生活”多有這一內容的說明。現知唐代鄭氏科舉及第者凡158人，其中進士114人（狀元13人），提升這一家族的社會聲望，以至其時流行的科舉故事也多以鄭家子弟為素材。本書正是從這一角度專章分析了《李娃傳》原型問題，揭示了這一文學作品中的曆史真實。又如，新近出現的鄭魴墓誌、魴與妻合葬墓誌，比較集中反映了鄭氏家族文化特征，本書也作了專門論述，指出：一方麵如鄭魴父以門風標榜：“吾世家能讀書為文，保素業，老足矣。焉能求名輩耶？”另一方麵，又孜孜以求之，鄭魴由江南到長安求試了四、五年才及第。作者還由此連綴出李景讓事，“景莊老於場屋，每被黜，母輒撻景讓，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，曰：‘朝廷取士自有公道，豈敢效人求關節乎？’”弟考試失利兄則被母打，並以此出名，博得宰相同情而使弟及第。此事既說明世家家教之嚴，又表明世族也極重進士科功名。取材典型，饒有趣味。

四是以滎陽鄭氏姻親為中心，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會關係網絡。本書第五章分別梳理了鄭氏與皇室、趙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範陽盧氏及其他世族的婚姻關係，列表展示，分列人名、科舉、年代、職事官及官品等類目。這應是宋前世族社會形態最直接的揭示，甚有價值。世族在唐代並不是一個製度存在，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習俗發生著影響，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聯盟社會。雖然，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權法令打破這種聯盟體，但是，積俗難改，終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沿不斷。這種姻親關係就是世族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存在方式，也是唐代士人社會的活動空間，每人都可在這種關係網中找到自己的坐標點。如書中論及杜甫與鄭氏的關係，就是從這一關係網入手深究其事。杜甫有《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》一文，約作於天寶元年。其時，杜甫三十歲，既無官職，又無科舉功名，何以能為當朝皇帝淑妃作此文呢？一方麵，這是因為三王子事件後，皇甫妃作為瑤王母，尊位已有下移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杜家與鄭家的姻親關係。杜甫的外祖母是李世民的孫子義陽王李琮的女兒，下嫁到崔氏家，有二女，一女嫁杜家，生杜甫母親，一女嫁鄭家，生鄭宏之母，故杜甫與鄭氏子弟有姨表親關係。之前，他與鄭宏之曾合寫過一篇《祭外祖母文》，“維年月日，外孫滎陽鄭宏之、京兆杜甫，謹以寒食庶羞之奠，敢昭告於外王父母之靈”，“宏之等從母昆弟，兩家因依。弱歲俱苦，慈顏永違。豈無世親，不如所愛？豈無舅氏，不知所歸？”由文看，鄭宏之與杜甫都有早年喪母的經曆，故多得外家同情。可能即緣此關係，杜甫與鄭家人鄭虔、鄭潛曜交往頗多。由本書所列《鄭氏北祖平簡公房世係表》看，鄭虔、鄭潛曜是堂叔侄關係。潛曜妻是皇甫妃與玄宗的女兒臨晉公主，杜甫文中說:“甫忝鄭莊之賓客，遊竇主之園林。以白頭之稽、阮，豈獨步於崔、蔡。而野老何知，斯文見托；公子泛愛，壯心未已，不論官閥，遊、夏入文學之科；兼敘哀傷，顏、謝有後妃之誅。”雖然自認是無名無位的野老，又說他是鄭氏清客。對照《鄭氏北祖平簡公世係》與《新唐書宰相世係表》，可發現杜甫與鄭氏及皇家之間的關係。杜甫的姨媽嫁與鄭九辯，與鄭繇、鄭審、鄭虔、鄭萬鈞、鄭蓋同輩，其子鄭宏之與杜甫、鄭雲逹、鄭潛曜、鄭濟同輩，而元稹是鄭濟女。在世家社會觀念裏，外家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種生存方式。顯然，僅憑《新唐書宰相世係表》無法看出這些沾親帶故的姻親，唯有將地下史料與傳世文對照，才可理出這些盤根錯節的關係。作者由此表還考證出元稹為杜甫作墓誌銘原因：元稹《敘詩寄樂天書》言：“故鄭京兆於仆為外諸翁，深賜憐獎，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，深相駭異。……又久之，得杜甫詩數百首，愛其浩蕩津涯，處處臻到，始病沈宋不存寄興，而訝子昂未嚐旁備矣。”元稹母是鄭家女，此鄭京兆即鄭雲逹，為鄭虔之侄，與杜甫為同輩，是元稹的外祖父輩人物。可能就是緣於這層關係，元稹才接觸到數百首杜詩，了解杜甫，並能為杜作墓誌。這一發現是很有意義的事，元稹在杜甫墓誌銘末寫到：“予嚐欲條析其文，體別相附，與來者為之準，特病懶未就。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，襄祔事於偃師。途次於荊，雅知餘愛言其大父為文，拜餘為誌。辭不可絕，餘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雲。……嗣子曰宗武，病不克葬，歿，命其子嗣業。嗣業貧，無以給喪，收拾乞丐，焦勞晝夜，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，然後卒先人之誌，亦足為難矣。”杜嗣業為祖父遷墳途經荊州，就能以寒士身份，求得當時科場名星元稹作墓誌，顯然，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敘知其好杜詩，而是他們之間存在著這種姻親關係。

如此看來，本書不僅是鄭氏家族史的史料補充，還是研究中古社會史的專書，既有全局曆史陳述，展示滎陽鄭氏在曆史上的演進過程，又能對文獻作深度發掘與分析，對一些關節點進行了專題研究，有由微知漸、由小視大的史家意識，不僅長於輯錄新文獻，而且能從新史料中發現了易被忽略的盲點，糾正了傳世史料的訛誤，恢複了曆史真相。因此，無論從資料、工具還是從知識、思想方麵看，本書多有值得稱道之處，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的學術高度。（查屏球）

本文到此結束，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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